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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向来不乏拥有崇高理想和共同理念的人们，但我们缺少的是实际做事时所必需的合作精神与化解矛盾的包容和信赖。也许在今天和很久的将来，我们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不可逾越的距离。但是所有的失败不是毫无意义，所有曾经奋斗和努力的失败者，都是我们应该敬仰的英雄。

　　这是国内第一个完全由民间志愿者集资、管理的乡村学校，他们想试验不同于希望工程的新希望模式，但是困难重重，一切似乎希望很小，但那一群年青人没有放弃，孤独地守在乡村教育的昏黄灯火下……

　　把青春与激情空降在最穷困的乡村

　　有人说：70年代后出生的年青人是不相信梦，不相信理想，只相信交换与消费的私我一代。

　　可是在安徽贫困的利辛村一所破旧的乡村学校里，三十位来自大城市的年青民间志愿者，放弃了城市给与他们的一切，甘愿来到这里办一所乡村中学，做一名乡村教师。

　　那是怎样一所学校啊：下雨天，操场上全部是水，孩子们在雨中打乒乓球，球拍是用纸和木板做的；没有食堂，老师与孩子在雨中吃饭，雨水打在碗里，打在鼻尖上……

　　教室全部是危房，只有四分之一的玻璃是完整的，窗子上挂着塑料布，挡着木板。就是这样的危房，小偷与强盗三次光顾，拿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在这样的学校，大学毕业的城市志愿者，每月只有200元生活补助。一个月吃不到肉。没有人逼他们，一切全为了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用自已的青春与激情空降在最穷困的乡村，募集城市人的热心钱，召集有志的年青人用国内第一所民间志愿者管理的学校改变中国上千年来乡村教育的困境。“到了城市反哺乡村的时候了！”

　　这些年青人大多出生于70年代，在消费主义成为主流的时代长大，不少人出生在小康的家庭，也有愤怒青年，摇滚青年，但他们没有忘记农村的贫困，没有忘记前人的梦想：要改变中国的命运，首先得改变中国乡村的知识教育。网络时代的他们与前辈乡村教育改良者不同的是，许多年青人有跨国公司的经验，更相信制度，在中国一方面是大量的城市慈善资金，一方面是急切的乡村教育需求，只有财务完善透明，管理现代化的农村学校能成为打通两者的结点。他们想做成不同于希望工程的民间乡村学校。

　　他们笑着过来，咬牙度过，含泪离去。"记下我们的教训，留给后人。我们是完全透明的。我们是真诚的失败者。“

　　这是国内第一次类似尝试。始于2000年1月。

　　起步：村里来了大学生

　　2000年第一天，当地年青人、大专毕业的杨华，再也忍受不了当地孩子严重失学和厌学的情况，他在村里贴了告示，拉了一帮哥们“揭竿而起”，没有经任何部门批准，自已办了一所学校，自已不挣一分钱，要为失学的孩子们上课。学校取名“复兴”，“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

　　尽管，这个学校发不了文凭，而且由于收的都是别的学校放弃的差生、厌学生，初二还上的是汉语拼音声母韵母的课程，但是受到了村民的欢迎。

　　背着军用包，塞了学生作文本和教师证的杨华在北大游荡，想为自已的学校找老师。北大毕业的在读研究生殷永纯和他的朋友、河北大学生赵志雄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来到了利辛村。

　　村里的人拿出了最好的东西，连孩子们都为他们下河捞虾。赵志雄在大城市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但厌恶广告的虚假事业，正想换种活法；殷永纯一直想在教育上有所成就。朴素而崇高的理想让他们留下来，更重要的是，这三个民间老师都是在农村长大，知道农村的孩子最需要什么。

　　于是三个老师，7、80个学生的民间学校开张了。没有房子，他们就在马路旁租用了两间房子，边上就是村妇产科接生站。黑板就是墙上刷的黑油漆。“黑板”上方却贴着两句标语——“我一定能讲漂亮的英语。""我一定能讲最漂亮的汉语。”还有11个感叹号。

　　桌子是高高低低的，还有被锯了腿的庙里香案。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粉笔。复兴学校的孩子们就到别的学校捡粉笔头，交给三个老师。

　　冬天，没有火炉，孩子们手冷，都抢着把手伸到老师衣服里，让老师给暖手；老师的手冷，学生也拽过来，放到自己怀里……

　　没有任何体育器械，老师与孩子们只能蹦格子，看谁跳得远。但是那场面让人难以忘怀：赵志雄赛完坐下，立刻有几个孩子挤过去，坐在他旁边，小猴子一样，有的扯衣服，有的摸鼻子，一个女孩子竟拉着他的胳膊把脸靠上去。

　　赵志雄常在有月光的夜晚带孩子们去河边练习英语，背诵语文，他鼓励孩子们“把心中的希望大声说出来，喊出来。”

　　三个老师自已也只是刚刚长大的孩子，可是他们有一股激情，这是普通的老师所没有的，他们除了要让农村的孩子说最好的英语，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让百年来被动的农村孩子掌握主动。

　　三个孩子王，办的是“非法”的民间教育。学费是家长给一点算一点，财务基本没有，全靠自觉。此时支撑他们可以说完全是一种来自良心上的本能，而批评者则把他们称为“原始的乌托邦式的道德感。"媒体报道他们后，信与捐款纷纷来了，更重要的从全国来了一批热心人和志愿者老师。殷永纯与赵志雄，决心办一所财务严格的公益学校，成立董事会，财务公开，完全透明。每个志愿者至少当一年的乡村教师。”我们要完成一次教育远征，或者说是文化殖民，用城市的文化和现代管理改变农村教育。“来自大城市的第一批志愿者到了这里。来自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地的他们背着旅行包，带着天文望远镜和大学学历。志愿者们除了公司白领，还有政府职员，教育专家，甚至海外归国留学生。

　　感动于志愿者的热情，利辛县政府将一所曾有500名学生但当时仅剩100名学生的肥东中学校舍无偿并入复兴中学，同时并过去的还有志愿者们严格挑选的10多位当地教师。复兴中学重新招生后拥有学生近500人。县政府让志原者们放手按自已的想法办学。

　　复兴学校成为国内第一所由民间志愿者管理集资的乡村义务制教育的学校，如果民间试验成功，他们想把复兴模式推向全国农村。

　　困难：不愿读书的孩子

　　学校的条件十分艰苦，老师们常常一、两个月没有肉吃，学校的两条小狗一只叫“火锅”，另一只也叫"火锅“。之所以起这样残忍的名字是志愿者老师想靠想象解馋。

　　志愿者们没想到的一个难题竟是防盗：这里的社会风气已没有乡村的淳朴，也没有城市中的规范，崇尚用拳头解决问题，不少劳力游荡在乡村，以捡破烂和偷窃为生。复兴学校三次遭窃，学校稍稍值钱的高音喇叭和器材甚至煤气灶和气罐都被偷空。

　　一次次面对狼籍一片的办公室，志愿者觉得自己像在海边建沙堡的孩子，看着一次次被海水冲走的心血叹气。但是志愿者默默地收拾好了，又坚定地备课。

　　如果说三个创办人在新桥办的两间房的复兴中学仍是当初的游击队时，那么接手500名学生的肥东中学后，志愿者们发现他们将开始一场对当地教育困境的一场大规模的阵地战。

　　一学期下来的考试让志愿者老师全傻了眼：全初三的班级60个学生单科平均分只有20分，学生考30分，零分，3分的比比皆是。一个班英语及格的只有六、七个。甚至一个年级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县高中。大部分小学毕业生，不会乘法，通分，不会写作文。这样的小学毕业生按国家义务教育规定升进复兴中学。而复兴中学只是当地普通中学的一例。

　　复兴所在的村庄离公路并不远，地处平原，并不是安徽最穷的地方。家家有人外出到南方与上海打工，40％的学生家庭长年没有父亲或母亲。家长基本上无力过问孩子的教育，家长都让老师放手管，甚至称“只要管好了，老师打也行。”

　　志愿者们面对的，正是中国农村教育最真实的困境。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不健全财务，我们没有钱过来”，筹委会正式告知。但有了帐，筹委会却没有筹到钱，原因很简单，国家不批准新的基金，复新学校无法公开募集资金。

　　当地政府与老师盼着资金不断涌来，改善校舍。校筹委会则更关心管理架构。

　　国内的法规还不允许成立基金会，学校成了没有最终负责人的实体。而以海外慈善事业心理参与筹委会的人们发现：与希望工程“愉悦”慈善不同，复兴承担的责任是以业余时间参与的筹委会成员难以承担的。“有些筹委会成员抱着香港式的慈善是有钱人的业余兴趣的想法，结果却发现中国的乡村教育往往是投入毕生精力也难以成效。我们低估了这一事业需要的决心。”一位筹委会人士称。

　　而另一面，志愿者老师已到了吃苦承受的极限。他们失去了对筹委会的信心。

　　过分以海外的眼光与计划性看中国农村教育是筹委会的致命伤，“他们说要建一个厕所，请了专门的工程院设计，按环保标准，标准的4米深的化粪池，需要上万元，最终迟迟不能落实。而其实我们只需要当地泥水匠，盖间有水泥地的厕所。”志愿者老师称。

　　志愿者也有问题

　　志愿者是出于各种动机来到这儿的，有的是对民间教育的兴趣，有的是因为有挫折想避世，有的是出于单纯的良心，有一个甚至说要卖了全部家产来当长年志愿者，原来是一位刚刚在商场上失败的看破红尘的人士。由于志愿者不拿工资没有约束力，不少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们对当地老师与文化并不尊重，他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与当地文化和老师的冲突，有人干脆一走了之。

　　由于志愿者频繁更换，甚至出现了一个班一个学期换了七个英语老师，对学生感情伤害很大。

　　在上海的远程志愿者也同样碰到了问题，一谈到大的框架与概念，大家滔滔不绝，可是一到具体做事，却没有人去实实在在地完成。至今连募捐班子都没有搭起。

　　“中国人不适合搞慈善，他们不明白义工不是凭兴趣玩玩，不少志愿者只愿干他们有兴趣的事，一旦发现繁琐的任务，第二次就不见了。”

　　“我发现，中国志愿者们爱争论大的问题，但却无法回答我小的实际问题。”

　　当志愿者一旦信心不足时往往在寻找埋怨的各种借口，而远方的筹委会不仅无力筹款，而且不切实际地空谈误事，引起志愿者的抗议，于是筹委会停了一年捐助。

　　在乡村教育的巨大艰难面前，远征军们互相埋怨，失去了最好的时机。

　　无奈：永远的冲突

　　筹不到足够的钱是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当地政府和老师对筹委会存有不少想象，指望源源不断的钱来盖校舍，建操场。

　　志愿者老师在最初的欣喜后已马上发现与当地文化的摩擦。在当地老师看来，收学生费用是很正常的，常常有多收学生10元报考费，用于即时伙食改善的事，而教育的管理部门也常有发各种教材资料“创收”的习惯。志愿者立即停止了这种学费外的所有收入。而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取消了不少人的油水。这已经埋下了当地管理者和当地老师与外来志愿者相互之间的不满。

　　冲突竟是从体罚开始。在当地，体罚孩子是一种被认可的风气，因为孩子厌学严重，六十个孩子一个班，当地老师难以管理，罚款和体罚成了“有效”的办法。而志愿者老师全部反对体罚。筹委会也认为：按国家法律，学校没有罚钱的权利，长期对孩子进行这种粗暴的罚钱与打骂教育，往往会让走上社会的农村孩子更不尊重规范，在打工的工厂中形成“只要不罚钱的事都可以做。”这样的孩子往往是被动的，更容易被社会淘汰。体罚让当地孩子从小形成用拳头解决问题的传统。

　　志愿者同样存在问题：他们认为当地文化就是落后的代表，有人甚至说是来“用城市文化殖民的”。

　　另外，城市志愿者保持私人空间的做法成为没事爱串门的当地老师最敏感的痛处。在教学上，志愿者不大与当地老师商讨，往往是各行一套。结果六个班是当地老师当班主任，故意对学生不管，看志愿者老师洋相。

　　在当地老师与志愿者老师冲突加剧时，筹委会召集人衡理来到了学校，经过一番努力，当地老师与志愿者老师终于坐在了一起，谈话也比较融洽，晚上大家喝了一顿团圆酒。

　　这样的沟通，多次进行着，“大家其实没有根本的利益矛盾，可是一方是不坦率的农村文化，敌视着外来人，总觉得自已吃亏，一方是比较自我的城市文化。矛盾重重。”衡理说。

　　然而没有多久，事情又回到了老轨。部分当地老师在开会时指出：筹委会是不是骗子？并且对志愿者冷言冷语。于是，无望的循环又开始了。双方争斗全方位开始了，不仅是拍桌子，拆台，告状，坏话，互不理睬。

　　“我们愿意教书，我们愿意受苦，但是我们再也不愿做当地老师不欢迎的人。”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对复兴失望了。于是他们以各种借口纷纷离开。

　　如今，没有了志愿者的复兴学校仍存在，以殷永纯为首的六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决心一辈子留在农村，只为圆那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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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年第2期